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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人的死亡觀

陶國璋

 

  死亡對現代人來說,愈來愈神祕,愈來愈為空前發展的醫療科技所隱蔽。當我們有病時,總可以找醫生治療,總會有藥吃,所以我們相信病總會好起來;換言之,我們已經將生老病死分化開,生是理所當然,老則可以滋補,用化裝品掩蓋;病則有醫生、藥物治療,所以生老病都是可解決的;至於死,好像脫了勾,不再是生命歷程的一部份。   現代的科學精神批判了迷信,但是客觀冷智同時摧毀了接受自然而死的態度。我們發明了抗生素、種種疫苗、各種延續生命的醫療儀器。於是人類轉向抵抗死亡,甚至要征服死亡。精心的治療單位,醫院專科化,雖然有效地挽救了我們的形軀生命,但同時卻使死亡問題掩蔽起來。現代的病人都是被送入醫院,在病房或深切治療部救活;採訪每次只能一、兩位進入病房,逗留時間有所限制。這種機制使垂死者與熟悉的環境、親人分隔,孤獨地死去。親人亦不能經歷垂死人的臨終歷程,於是逐漸不認識死亡,愈難將死亡內在化為生活的一部份。美國一些調查,百分之九十美國人希望在家中離世,可是事實上,百分之八十的人卻在醫院去世的。這就是我們的處境。

  過去,人對死亡一樣有所恐懼;只是人總承認死亡是自然而致,社會將生死納入禮俗儀式,大家遵循著既定的規律,送別親人,減少了生者的失落感。即使傳染病擴散,親友不斷染病辭世,人們會認為命運使然,只好被動接受死亡;被動地接受逆境其實有一種物來順應的意味,因為生與死根本同源於自然,只是有些人,福澤厚些,另一些命薄不幸,各有前因莫羨人,大家接受了因果報應來解釋人生遭遇,於是心安理得。另一方面,在過去的社會結構中,垂死者大多能在熟悉的家中離去,有家人、下一代相陪,不像現代人在陌生的醫院中去世,感到特別疏離孤獨。在過去,垂死者、家庭成員可以共同分擔預先的悲哀;而兒童亦有機會親涉年長者去世的歷程,將來長大後,會預算死亡的情況,並體會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,生與死並非完全的陌生。

  於是,我們發問:為何我們自信在生活的質素上較前人進步了許多,科學理性已衝破了神權迷信的愚昧,可是在面對死亡的能力上顯得疲軟無助,遠遠不及前人來得平靜、寬容?

  要從歷史中不同的文化處境來分析死亡觀之問題,其實是非常複合的,甚至是不可能在知識上盡知盡表的,所以我們放下從歷史角度來思考死亡觀的發展,這裡我甘願犯以偏蓋全的謬誤,將現代人的死亡觀收窄為一個哲學與藝術之間的問題,粗糙地提出一個論點:「現代人的死亡恐懼感,主要是由於現代人過於凸顯個人意識,以自己就是宇宙的基點;但是,現實上個人又隱沒於群眾、潮流之內,人失去了真正的身份,所以愈來愈難面對死亡的孤獨感。」

  個人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特徵,但個人主義並不表示人們可以主宰自己自覺地生活,反之,現代人的自我意識往往受著大眾傳媒的塑造,共同處於一種平均狀態之中。所謂平均狀態是指一種削平彼此差異,互相混和的生存處境。表面上,每個人都最關心自己,以自己為中心,卻又在混和狀態中,喪失了自我的身份。在他們心中,一切看來已經是熟悉而可理解,他們唯有向外窺探新奇新鮮的事物,以引發自己的興趣。由於他們是為了興趣的滿足,所以總是無所用心的溜看,環顧置閑地去窺探一些與自己毫無切身關係的瑣事。電視台的「追擊式」節目,娛樂周刊,遂應機而湧現。

  這種好奇的特質是無所事事,他們沒有耐性研究大自然的變化、社會體系的運作、生命存在的真相,他們會認為那些太費神、太困難了。於是他們終日游心於外,找些新奇有趣的事物來打發時間,不斷從某一新奇對象轉移至另一新奇對象,以保持一種熱烘烘的新鮮感。他們對事情的真相並不關心,也不會同情投入,目的只在閒聊時,發表自己獨特的意義,以換取別人的認同。當彼此互相發表自以為是的言論,逐漸便產生一種「公眾意見」現象。一般人其實並沒有自己的意見,而是受著「公眾意見」所薰染,以公眾意見為自己的看法,並且總以為是正確,因為大家都這樣說著、談論著。現代人的死亡觀,就在高度的醫療技術與平均狀態的結合下,變得愈來愈疏離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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